最近几年，“用工荒”的出现让农民工持续成为焦点。但是今年，这“荒”特别令人“慌”。
往年，“用工荒”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区域，如今，用工荒已经扩散到我国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
春节后，“用工荒”再度成为热门词汇。从政府部门，到工矿企业，以及上亿普通劳动者，都在绞尽脑汁，以达成各方接受的用工方案，这样经济部门才能正常运转。一场由“用工荒”引发的学术争议——“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在经济学界、投资界长期进行着。尽管答案不统一，但有一点已成为共识：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用工荒”已深刻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结构模式以及投资方向。
登高方能望远。面对这一深刻的经济变局，我们该如何调整投资思路？
Ａ
现象
“今年，用工荒更为严峻！”
“今年，用工荒更为严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忧心忡忡地说，春节以后，温州企业普遍给工人涨薪20%，却依然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
事实上，从2004年春天开始，用工荒、招工难等词汇就屡见报端。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开始，到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再到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直至江西、河南、湖南这样的劳动力流出区域，“用工荒”和“技工荒”开始蔓延。
今年的“用工荒”比以往来得更猛，覆盖面更广。
用工荒已经成为制约温州企业发展的一大难题。几年前，很多企业大年初三之后就开工了，现在都已经过了大年十五，温州依然有约70%的企业缺少工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约有30%没有达到完全开工，中小企业约有50%无法完全开工。
周德文认为，用工荒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抢劳力”。另一方面，老一代农民工经历过艰苦岁月，他们对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工作地域的要求比较低，而新一代农民工由于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他们不光对薪水有更高的要求，对工作条件、精神方面的要求也提高了很多。但是，如果中小企业提升工资太多，又将面临成本压力，很可能无法生存下去。
从时间上来看，今年民工荒明显提前了。
每年春节前夕，大批农民工从沿海发达地区陆续返乡过年，企业劳动力短缺现象开始显现。2008年，受“金融海啸”的冲击，沿海大批中小企业陆续倒闭，当时即涌现出一批农民工返乡潮。2009年年初，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国内刺激效应的显现，企业订单陆续增长，工人需求大量增加，劳动力开始供不应求，短缺现象再次显露。
为了吸引劳动力，企业纷纷采取措施招揽工人。这些措施林林总总，包括涨工资、降低学历要求、放宽年龄限制、承诺加强培训力度等。
而今年，用工荒不仅来得早，情况比企业预期的更为严重。根据某全球人力资源咨询公司2月14日发布的报告预测，2011年春节后，中国整体用工缺口将在10%~20%。媒体披露的情况显示，上海半个月前举行了4场规模比较大的招聘会，很多企业以加薪15%的条件吸引应征者，但“工人更难招了”依然是这些用工单位普遍的感受。
从地域来看，用工荒也呈蔓延之势。
往年，用工荒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区域；如今，连历年来输出大量劳动力的一些中西部省份也闹起了用工荒。安徽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在全省范围内紧急采取措施，引导省内农民工就地就业，四川、重庆也大打“亲情牌”，说服他们留在当地打工。
为了让回家过年的工人在春节之后能再返回工厂上班，不少沿海城市的企业还为农民工报销往返家乡的路费，甚至有的城市企业联合起来为农民工提供包机服务，让他们体会受尊重、受重视的感受。
用工荒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新一轮涨薪潮。长期以来，涨工资成了企业应对用工荒最有效的措施。以富士康为例，从去年6月1日起，公司给基层员工加薪高达30%以上。其他企业也或多或少为工人提高了薪水，一轮涨薪潮席卷而来。对农民工来说，他们在物价上涨和显而易见的企业招工难的背景下，对薪资要求随之升高。
正如周德文所言，用工荒将在未来长期困扰当地企业，而且这个困扰还会越来越严重，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应对。在企业涨薪潮出现的同时，上海市已经宣布，从今年4月开始，最低工资标准将上调10%以上。而北京市在今年1月份就已经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了21%。另据媒体报道称，广东省也正在考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凡此种种，能不能使“用工荒”在这个“春天里”得到破解，一切还需拭目以待。
Ｂ
机会
关注两大投资主线
就投资而言，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看好两大投资主线。
一是人工劳动力替代行业。
面对劳方对薪酬、工作环境的要求，目前居于强势地位的资方可行的对策不外乎进一步改进技术、工艺和管理，利用机器代替人工，主动寻求产业升级。因此，机械化比重将不断提高。劳动成本上升的外在压力，将迫使企业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迫使企业主使用“机器代替人工”。
魏凤春说，可以从从业人员数量、员工工资占制造成本的比重以及行业机械化水平这三个指标，观察哪些行业最可能实现机器替代人工。一般来说，机器替代人工都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员工工资占成本比重大的行业更有采购机器的动力；而劳动生产率越高，使用机器的程度也就越高。
根据这三个指标，中信建投证券认为，目前最有可能实现机器替代人工的行业主要包括采矿业、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医药、非金属、机械汽车和电子等。像日本、韩国的高端电子、汽车、机械（包括机器人）等行业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就发展起来了。沿着这条投资主线看，机械设备制造行业无疑将成为最大的看点，专业设备等高技术含量的投资标的最值得关注。
“另外，农业除草剂、抗生棉这些科技产品的诞生也都是为了减轻人工劳动的强度。但是，中国的农业发展能否像国外那样迅速减轻对人工的依赖，发展规模化作业，有待进一步观察。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土地分散，不允许自由转让，新疆、东北等地广人稀的土地还是可行的。”
第二条投资主线是低端消费品行业。
去年，随着快速消费品、家电在我国农村的快速普及，这类股票也表现优异。魏凤春建议投资者把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咨询等大消费概念。这条投资主线的发展史随着人口由劳动力转为消费力。
瑞信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分析师陶冬也指出，随着就业市场的逆转，中国工资上涨会常态化，低端消费会有一次爆炸式增长，同时中烈度通胀会持续存在；并且，低端住房需求与家居改善需求大增，这是一个与现有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新市场，建材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家具供应商的收益程度料大过开发商。
Ｃ
分析
人口红利消退 “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
“用工荒”的持续蔓延，使得从劳动力市场到地方政府、企业工厂，无一成为赢家。业内有专家惊呼：“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10年内最大拐点
“刘易斯拐点，乃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它将重新定义中国的增长模式，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消费潜力。在中国做投资，必须洞察刘易斯拐点可能带来的危机与商机。”瑞信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分析师陶冬在本月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则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综合人口结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供需、收入变动、工资调整等种种证据，一个事实是，中国已于2006~2010年的某个时刻，悄然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他进一步表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在国内全部得到了印证，包括低端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通货膨胀中枢上移 （主要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机器代替人工设备投资增加、社会的公平问题得到了充分重视。
“假如用一句话来定义，当你用城里的最低工资给农民工定价，农民工普遍不会接受，这时，刘易斯拐点就到了。”魏凤春说，“刘易斯拐点在国内不同区域到达的时间可能不一样。有人提出，部分东部地区的刘易斯拐点早在2007年就已经走过了。我们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前应该也会到来。”
“这确实是业界广泛存在的一个争论。”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从富士康大幅上涨薪资，并将工厂内迁可以看出，基础劳动力价格以较大的幅度普遍上扬，这是我们能感受到的事实；招工难大面积出现，尤其以东莞的情况较为明显。从各地新闻报道来看，如今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
“但是不是说大把的工作没人干？也不完全是，这里面有一个人才的结构性问题。”李大霄说，企业需要大量技术性人才，即使花费高薪也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而很多普通劳动者又不具备这样的技能。应该说，国内劳动力成本即使大幅上涨，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成本依然不高。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高博轩则认为，虽然企业大幅上调了工资，新春伊始仍然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目前中国已经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因为当前企业上调工资和招工难更多的是由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引起的。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目前并未出现短缺，国内许多地区还存在大量可以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只是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文化程度结构等矛盾，才引发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
共识：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李大霄认为，拐点是否已经来临，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各产业部门都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尤其是制造企业。他们至少将在两方面发生变化：一方面，企业将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迁移。从全球来看，美国制造企业大体的迁移方向，是从本土向日本、中国港台地区转移，然后到达中国大陆。目前，这些企业已经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广阔的中西部内陆进军，甚至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另一方面，从企业内部来看，迫于成本的考虑，制造企业将寻求人工替代，逐步改造生产线，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实现从单纯的代工企业向品牌企业过渡的目标。而加工环节的利润将越来越薄，那些在前端掌握品牌、在后端掌握销售渠道的企业，预期将赢得更为丰厚的利润。
魏凤春早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就表示，2008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高达55.3%，但这很可能是中国劳动人口占比最高的时期，但是由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长期延续，劳动人口的下降将成为必然。从横向比较来看，日本在1968年的人口占比达到最高值56%，而2008年的中国已接近这一峰值。
过去30年里，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中国高度依赖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
魏凤春发现，目前的中国和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日本、80年代初期的韩国非常相似，都处于“走向成熟”的转型关键期，日韩就是在这两个时间段里步入刘易斯拐点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使得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后延，即拥有所谓的“人口红利”，如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均如此。但是，一旦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老龄化过程加速，增长仍需转移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来。在这个转型中，既有成功的例子，如日本、韩国；也有失败的典型，如曾经的“四小虎”中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
“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或者何时来临？目前，业内对此还存在争论。但基本的共识是，当前中国“人口红利”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陶冬在上述评论中进一步称，过去3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它既归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也归功于中国人的勤劳、努力，还归功于全球化和生产外包的大趋势，不过人口红利因素也十分重要。他表示，如今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无论喜欢不喜欢，刘易斯拐点都会如期到来，它将对今后30年的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也许因此改写，许多目前习以为常的营商手法、投资原则可能遭到颠覆。这场人口结构上的大变局，既是危，又是机。
变局：倒逼自动化水平提升
用工荒确实正带来一场深刻的变局。无论拐点是否来临，沿海用工荒、企业涨薪潮已是事实。
劳工成本的大幅提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哪些产业有利用，哪些产业则会有负面影响？
“用工荒正在倒逼企业改造生产线，提高自动化程度，提升效率，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周德文说，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他也正感受到温州企业老板开始酝酿的这一对策。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高博轩也认为，目前国内的劳动力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无限供给，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人口红利”时代正渐行渐远，这不可避免地对国内的产业结构带来影响，主要会迫使过去只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生存的企业引进先进机器设备、提高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水平，进而促使国内更多的产业由粗放式经营升级为集约化经营。根据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走过的发展道路来看，这些地区都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了人均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由先前的依靠廉价劳动力过渡到依托先进技术和品牌美誉度方面。
魏凤春表示，工资不断上升，致使农村劳动力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随之提高，农业部门的工资也会出现加速上涨的态势。在中国，由于没有农业产业工人，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冲动是始终存在的。在这一过程中，农产品价格肯定会上升，而农民工不愿意从事低收入工种，可能会更愿意从事服务业，这对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显然更为有利。与农村消费有关的行业也会获利，农民收入提升了，对快速消费品、家电、饮料、低端品牌的服装的需求增加，相关行业预计会受益。而形势不利的将是那些劳动密集型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