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销企业：
内销市场相对旺盛，由于中国目前仍处在城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还得延续20年以上，因此市场的需求会持续增长。
● 一级城市的一级市场
中国的内销家具，从一级城市开始展开，从生产年代进入销售年代，有的也进入营销的年代（注 1）。但由于设计相似、材料相似（有一点实木，以板木结合为主），质量相似，至今没有龙头企业，没有一家企业的市场份额超过1%的，因此被地产商收编，大卖场成为了龙头企业，成为了产品分配的“公司”。
● 二三级市场
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在二三级城市最明显，因此二三级城市的市场后劲非常足，大多数在一级市场的企业不太顾及，形成一个空间，因此造就了一批企业的成长，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四川兵团”。二三级市场的产品的相似性更严重，以板式为主，以价格为主要的竞争条件，当然这是为了满足二三级城市的消费人的第一轮购买的特点——从无到有，有的用就好。他们比较注重价格，对设计与质量比较不重视。
但随着城市化的深入以及这类消费人的第二轮采购（第一轮的家具由于质量问题，用不久），二三级市场的产品供应就必须改变了。广东家具业者也不失时机地在这个时候进入二三级市场了，这对原来的四川兵团是一种挑战。
经过了2009年，进入了2010年，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家具生产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研究一下黄教授的“双过密”策略是否适用于家具业。 ——首先让我相当惊讶的是，中国家具业的厂家售价的附加值，与国内的农业十分类似， +30~40%左右，在德国的科隆展，和我临近的一间意大利工厂，有一个大书柜与我的类似，也采用美国的橡木，我卖620美元，他卖4000欧元，大约贵我十倍，这个柜子我请荷兰人设计的，我的质量绝不比意大利的差，为何价格相差十倍呢？他那种小工厂也没有什么品牌效应（家具业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品牌效应），我想那是国家整体的、在世界市场中的价格定位（或者说被定位）。
——因此家具业就必需进入“双过密”的模式，更多的设备，更多的设计，更多的手工以创造差异性等等，以提升产品的价值，而不是过去的大量生产、低附加值的模式，比如我工厂制作的休闲桌（game table），出口价大约是200美元，到了英国，他们将存放东西的地方加上绒布，同时配上骰子、扑克牌及西洋棋，这些东西都印上自己的公司名称，并且非常精致，这样一配，这张休闲桌售价变成1100欧元，这还不是卖给终端客人的价格，是批发价。
这和黄教授所描述的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的附加值多相像啊。我们是30-40%，他们是300-400%。因此产品不但要有自己的特色，同时需尽量精致化，来提高附加值。
当然要打破国家的整体价格被定位的现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不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所能做到的，但终归得开始，终归得开步走，否则永远扭转不过来。
家具的市场流通上面讲的是出口市场的价格问题，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掌握终端市场。
我们来谈谈内销市场。
尤齐钧曾发表一篇文章：全国家具卖场近半亏损，据他的调查分析，市场已基本失去经营的功能，集中于商业地产的管理。地产商就拼命圈地扩大经营规模，因面积越大，收租金就越多，举例：每平方米就算租100元/月，30万平米的租金就是 3000万/月，一年的毛利就是3.6亿，如业主自营，恐怕十分之一的毛利都难以获取，所以，大多数经销商已经支撑不住，纷纷从大卖场撤退。
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卖场1990年时1万平米，到了2009年，已增加到350万平米（有说450万平米的），上海一年的民用家具总销量为90亿人民币，计算起来，每平米每年的销售额不到3000元人民币，连租金都不够。
由于供过于求，卖场就得出奇招，有威迫已在卖场的代理商到他们新开的卖场去再开新店，否则在他现有的卖场就不让“不合作”的代理商经营；也有威迫代理商付献金的，后来遭到许多家具协会与业者的谴责与抵制才收手，可见卖场的经营者已黔驴技穷。
我曾经对中国的内销市场做过分析，2004/05 年，中国全国的家具卖场应该在3500完-4000万平方米（贾清文理事长估计），而该年度内销市场是 2400亿元人民币，每平米的营业额为6000元（比去年的上海的平均营业额还高出一倍），而同年，美国的家具零售，一般家具店每平米的销售额为24， 888元人民币，是我们的4-8倍。
尤齐钧在同一篇文章里说：“未来几年，经销商这支队伍，他们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投资，建造一万平方米至三万平方米的商场，就建立在大卖场附近，经销自己做、商品直接从工厂批发，自己做零售……”。
时下，中国家具销售商联合会已经成立了，可见其未来工作方向了。新加坡早就由新加坡家具公会自己组织商场了，而且是新加坡目前最大的家具卖场，叫“家具广场”（Furniture Mall），它的运作成本结构如下：
租金（向外租借）人民币280元/平方米+广告 54元/平方米+管理费32元/平方米=366元/平方米
平均租给会员为366元/平方米，给非会员的租金稍微高一点，公会也因此有一点收入，作为日常开销，新加坡公会的这种模式，使地产商无法钻空子，保护了业者、消费者的利益，也保护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