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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初，24岁的我一个人拿着“两封信”——香港亲戚寄来的信和老家生产大队开的介绍信，从福建的老家坐20多个小时大巴车来深圳。当大巴车开进深圳时，我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发达国家。只见马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工厂，工厂旁边陈设着以前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马路上的车比老家多了好几倍，而且很多还挂着香港的牌照，走着走着还会堵车。马路边的人们也是行色匆匆，每个人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我心里想着：“一切都与老家太不一样了，这可是我小时候很羡慕的场景啊。”
而今天，2014年6月9日，当我在讲述过去时，我第一个孙子刚呱呱坠地，我不得不感慨：一转眼28年就过去了，在深圳，我总算实现了我的梦想，做出了一番事业，我希望我的孙儿在未来能把家具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尤国忠1987年自制的组合电视柜。
童年常常只喝米汤
1962年，我生于福建泉州农村，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在70年代的农村，我们要靠挣工分谋生，不像现在可以自由地到城市里找工作，大家都只能安于在家种点水稻和地瓜。那时农村基础设施不好，又没有什么农业科技，农产品收成很低——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一个人分到的稻谷还不到100斤，稻谷还要碾成大米，能吃的就更少。我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我排第四，童年时期家里过得非常贫苦，基本上吃不上米饭，只能喝米汤，更谈不上鸡鸭鱼肉，一年能吃到一块肉就很不错了。
每逢放暑假，我就去做工。大人做一天可以评到9分半至10分的工分，但我只能评到3分。年终结算时一分相当于4分钱，所以那时我干一天农活才挣1毛多钱，但市场上的大米2毛钱一斤，按工分来算也要1毛4。
家里的盐、煤油等日常用品就靠卖点蔬菜来换。家里种菠菜，自己就留一些老叶子来吃，把菜心拿去卖。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的学费主要是靠卖粮食，一学期大概两三块钱的学费要卖十几到二十斤大米。所以，70年代像我这样能读到高中毕业是很少见的。
泉州是侨乡，我家里有些亲戚在香港，他们回来会给我们带一些小东西，比如万宝路烟、牛仔裤，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有香港、深圳。那时候就一直想到深圳，看看这里有什么好东西。
2011年3月，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参观深圳会展展馆时，尤国忠陪同。
无缘大学改做木匠
1978年我高中毕业，刚好那年全国恢复高考，考5科，总分500分。竞争非常激烈，我所在的乡村中学只考走了一人。我考了348.5分，离录取分数线刚好差1.5分，如果能找点关系应该也可以上，但家里没有关系，只能作罢。
80年代前后，我们家乡的年轻人要么学做木匠，要么学土建或石匠，我后来就去学了木匠。现在木工都是用电动工具，我们那时候用的都是传统的斧头、刨子。因为老家到80年代后才通电，做学徒时，我一到晚上就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工作。
头一两年，我主要帮师傅做些边角料的体力活，然后才慢慢学技术。
因为书没有读成，家庭压力又比较大，所以做学徒时我很勤奋，经常加班到深夜。那时按件数计算，我一个月可以赚100来块钱，这在当时的学徒中算是高收入了。
1980年后，我就当上木工师傅了。这并不多见，因为在老家，有些人学好多年还是学徒。因为我木工技术比较好，雕刻的工艺也不错，没多久就在周围传开了，乡亲要做个什么家具都会过来找我。只是当时的我肯定不会想到，初学木工时，师傅常说的“技术精，跟一生”最终真的被我演变成了“一生只做一件事——把家具做好”。
那时农村人结婚都很早。1982年，20岁的我就结婚了。我们老家有个习俗，结婚要花几千块钱摆酒。当时我家没那么多积蓄，只能向亲戚借。那时农村普遍都比较穷，没什么钱，怎么办呢？可以借粮食、大米或稻谷。比如说，借100斤稻谷，然后折算成钱。到自己的粮食丰收时，再将粮食还给亲戚。我结婚时借的粮食折成钱约3000块，过了两三年才还清。很快又生了小孩，多了一个负担，生活压力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