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第二批反制措施正式出台，引发世界广泛关注。
这个背景是当地时间7月10日，美方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8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声明，拟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从10%提高至25%。
另一方面，美方又不断放出风声，声称他们在寻求与中方谈判，还不断放出似真还假的“中美高层接触”消息。
讹诈
打还是谈？中美贸易战继第一批500亿美元货品加征关税后，进入第二阶段，局势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美方一下子压上了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25%的关税，足足是第一阶段500亿美元的四倍，这种极限施压，是特朗普谈判的惯用手段，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想逼迫中国回到谈判桌。但中国不紧不慢地跟了600亿美元的牌，还按照4档不同税率加征关税，从5%到25%，比起美国一股脑儿压上2000亿美元、25%关税，中方的态度更值得琢磨。
而面对美方不断放出的和谈消息，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协商，才是解决贸易分歧的有效途径。”美方的这种行为，被中国指责为“单边的威胁”和“讹诈”，也就是说，要和谈，美方首先要表示诚意。
从商务部表态看，中国似乎并不着急和谈。
对付美方“一手大棒一手玉米”的手法，如同重庆谈判与上党战役同时进行，如同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与板门店谈判并行不悖，我们理所当然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应对
什么是中国“革命的两手”？
王毅外长在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双边会见，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宣布，双方在大方向上达成一致，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之下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虽然王外长向媒体明确提到的只有“一个中国”和朝鲜半岛问题，但有理由相信中美贸易也在他所说的中美“彼此关心的问题”行列。
王外长其实点的很透，中美虽然在经贸问题上有摩擦，但跳出经贸，在很多区域和国际问题上，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美国不应把事做太绝。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在美国升级贸易战后，适时宣布反制措施，让对方知道我们维护自身权益、反击对方的决心。以斗争求团结，没有斗争，求不来团结。
中国这第二批反制措施的看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600亿和2000亿，看似数量上不对等，其实中国有自己的现实考虑。
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额4298亿美元（按美方统计是超过5000亿美元），自美国进口额只有1539亿美元。所以，对美方第一笔500亿美元贸易战，我们可以“同态复仇”，同样制定500亿美元的报复清单，加征同样的25%税率；但对美方已经宣布追加的2000亿美元清单、以及未来可能进一步追加的2000多亿美元清单，我们就不能“同态复仇”了，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部分报复通过货物贸易实施，另外一部分在货物贸易之外，甚至是在经贸领域之外。
“贸易战”既然是“战”，就没有理由要求中国亦步亦趋按照对方的招数还击。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中国用600亿美元报复清单还击对方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不对等”、甚至觉得“不过瘾”；美方也不要以为未来若实施那2000亿美元清单，遭到中方的报复仅仅局限于这次公布的600亿美元清单。
时间
中方这次反击措施的另一个看点是充分考虑了对自身损害最小化，这一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宣布反制措施的时间选择，以及报复清单划分为4档。
在此次贸易战爆发之初，我就提出，中国应当重视贸易争端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要趋利避害，最大限度降低贸易争端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最大限度增强对对手的打击和制衡，防范贸易战对手与国际游资借贸易战操纵打击我国金融市场。即使在仅涉及货物贸易的狭义贸易争端中，我们也需要高度重视贸易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因为无论各方口头争论、威胁多么激烈，无论各方公布的加征关税、贸易禁运清单规模多么庞大，涉及产业领域多么关键，只要贸易战各方尚未正式开始加征关税或禁运，相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就不会受到实际影响。但是，所有这些口头争论、威胁、层层加码，已经足够在金融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了。
所以，美方扩大贸易战规模和中方宣布反制的时间点就很有意味。
当地时间7月10日，美方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当时，中方没有立刻宣布明确的反制措施；直到美方宣布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两天之后的8月3日，也就是星期五晚上，中方才宣布反制措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贸易报复措施必然会对股市产生冲击，7月初，中国股市正惊魂未定，中方如果当时就宣布反制措施，对股市必然雪上加霜。等到北京时间8月3日（星期五）晚上20点宣布反制措施，接下来两个非交易日可供A股市场消化这项反制措施的冲击。而北京时间8月3日（星期五）晚上20点是纽约时间8月3日（星期五）早上8点，也刚好是美股开盘前。
风险
其次，美方威胁要对追加的2000亿美元贸易战清单加征25%关税，而我方提出的600亿美元报复清单还划分为5%—25%的4个档次。美方的“威风”做法在舆论效果上很占优势，但细究之下，要落地恐怕没那么容易，承担的风险也更大。相比美国，中方的报复清单划分档次，更有操作性，同时尽量使对中国下游厂商和消费者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贸易战开始以来，特朗普一手操盘，几轮谈判都被推翻的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惯用的谈判手段，另一方面也是特朗普从未赋权给谈判代表团。而白宫内部在对华贸易上一直存在对立的两派。
一派是以财长姆努钦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与中国积极对话，避免中美贸易冲突扩大化。包括美方长期参与对华事务的前财长保尔森和黑石集团首席执行长苏世民等。保尔森就是姆努钦在高盛时的上司。
另一派就是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这一派认为，通过对话和谈判是无法解决与中国贸易问题的，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迫使中国做出真正让步。
但层层加码，贸易战带来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势必加剧特朗普团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政商界的忧虑。
须知，2017年以来，美国通货膨胀压力明显上升，2014—2016年美国消费者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1.6%、0.1%和1.3%，2017年上升到了2.1%，2018年前5个月依次为2.1%、2.2%、2.4%、2.5%和2.8%，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依次为2.6%、2.8%、3.0%、2.6%和3.1%，均高于同期消费者价格同比涨幅，表明消费者价格存在未来进一步上涨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给多达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高达25%的关税，未来还可能继续追加近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且这部分中国商品中很大一部分找不到替代货源，加征关税的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美国国内消费者身上，对美国通货膨胀造成新压力。
相比之下，我方将这次宣布的报复清单划分为4档，可替代性较差的原料等加征关税税率较低，可替代性强的原料、属于奢侈品或非必需品的消费品、与我国国内制造业竞争关系较强的制成品加征关税税率较高，明显是想最大限度削弱贸易战的负面影响。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贸易战本身必然是两败俱伤的，不能指望当期不付出代价，而是要着眼于“以战止战”，显著降低较长时间跨度上的贸易战和其它摩擦的风险概率以及相关代价；既要让对方感到疼痛，也要寻求尽可能减轻对我们自己的冲击。
结语
总体而言，从当前情况来看，中方走的是“总体战+持久战”路线，准备应对极端情况，就是美方向中国对美全部货物贸易出口都额外加征关税。由于在美方已经宣布的2500亿美元涉案贸易额之外，我们还有近3000亿美元对美出口，所以，我们还需积极做好防范准备。
因为在货物贸易中，中国是生产方，美国是消费方，所以贸易战对中方的冲击峰值出现在前期，对美方的冲击会出现在后期。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峰顶，但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消极影响特朗普也应该心知肚明。
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今日之美国已经不复占有二战结束后初期和冷战刚刚结束时那种独步天下的体量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7年美国实际GDP仅占全球15.40%。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在全球进口贸易总量中，美国进口占比已经从本世纪初最高时的18.92%下降到2017年的13.42%，相当于最高峰时期占比的七成。
对中国来说，这场国运之战避无可避，不如积极应对。对外继续扩大开放，努力开拓美国之外的其他海外市场；对内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培育广大的国内市场，努力化危为机。
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之所以如此强壮，就是随时随地需要奔跑应对危险。国家的发展同样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少年后，可能我们还会感谢这次贸易战，让中国更加清醒，也更加努力。
